大唐的气象如同一座山峦，从最初便铸造一个高峰，随即连绵延伸，到了贞观突然达到了空前巅峰，然而随之的安史之乱如同雪崩，瞬息之间帝国陷入了低谷。此后长时间里，曾经的盛唐进入低迷的形态，直到唐宪宗李纯登基，再度创造了大唐山峦的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唐宪宗的身后不久，当时的学者就已将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并列一起，将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进行并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的三位帝王。到李淳出生之时，唐朝已经建国一百六十余年，至此已历经十一代皇帝。到了唐宪宗时期，大唐进入了关键的历史纬度。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唐顺宗下发一道全国性的旨意，将帝位禅让给刚刚册立为太子三个月的李淳：“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当”于是李纯开始以太子身份监国。虽然李淳早期在政治大漩涡中命运并不明朗，却在同一年里的几个月发生重大转机。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在接见百官拜贺时竟然泣不成声，在强大的命运安排，这个年轻人的激动绝对发自内心的感慨。放眼此前的一百多年里，大唐的所有宫室弟子和太子们，没有几个接班如他一般的顺遂，要么刀光剑影，兄弟相残;要么父子相争，最后扭曲了人伦纲常。只有他，遇到了一个背靠如山的父亲唐顺宗。而此后的一个月，这个年轻人全部继承了其父的衣钵传承，唐顺宗再度向全国宣布重大决定：“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李淳从四月被册封太子，七月监国，再到八月受禅登基，命运顺畅的大船乘风破浪，直达人生的最高峰。
登基后，他将名字的淳改为纯，以此表达他要澄清天下之意。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规划了奋斗目标“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进一步“举贞观、开元之政”，意思是就是要追逐大唐盛世的复兴，要与李世民和李隆基这样的先人并驾齐驱。对此，他对翰林学士李绛进一步阐释说：“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行而至此乎?”
在他看来，大唐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道德和文化都已经出现病症，而他的登基就是要力挽大唐风气的颓势，而不愧对列祖列宗。李绛回答说：“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是小人参焉……。”一语总结出此前的大唐数十位高层人物的最大缺点。希望这位年轻皇帝能够从上到下纠正大唐的不正风气和亲贤臣，远小人的强烈建议。
为了提振经济，公元817年，39岁的宪宗颁布了《禁私贮现钱敕》，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强制消费令。消费令规定，凡是京城之内的公务员，不论品级，家里面的存款，最多不能超过5000贯，超过者必须把多余部分拿出来消费。这一政策同时蔓延到做买卖的商人、寺庙乃至普通老百姓。总而言之，只要你腰缠万贯，就至少得取出一半儿来消费。
表面上看，这次强制消费运动把普通百姓也列了进来，实际上却是“名存实亡”。想想看，就算活在开元盛世，又能有几家老百姓有5000贯的存款。显而易见，运动的矛头是直指那些巨商富豪和官僚贵族的，因为他们像存粮食一样囤积了大量的铜钱。据《旧唐书》记载，“时京师里问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存款排名靠后的竟然都有50万贯以上，正因为他们存钱不消费，导致市面上濒临钱荒的危险，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通货紧缩。
一想到这，唐宪宗连觉都睡不安稳，因此强力推出了强制消费运动。为了确保效果，消费任务还要限时完成。《旧唐书》记载，“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也就是说，您买什么政府不管，但满打满算四个礼拜之内，您必须把存款花到标准线——5000贯以下。如果到期没有完成任务，对于普通老百姓，抓来杖打一顿后处以死刑;对于文武官员和公主等，重罚或者降职;对于其他皇亲和皇帝身边的办事人员，统统记入黑名单，登记造册上报皇帝御览。
概括说来，就是谁拒绝消费，就把谁消灭。为了取得更大战果，唐宪宗还发动了群众运动。他把充公财产的五分之一划拨出来，建立了奖励基金，用于犒赏那些检举告发者。如此一来全民皆兵，大伙像手电筒一样闪着雪亮的眼睛互相扫视监督。一时间，人们花钱的自觉性陡然提高，看起来一个比一个败家。
大伙都知道挣钱不容易，其实，把钱一口气花出去，难度也不小。对于存款特别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宪宗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体现在消费令中，即“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当然，宽容并不等于纵容，它有着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底线，“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即便延期，最多也不能超过两月。
看起来，似乎富豪官僚们是这次强制消费运动的最大受害者，其实这些人头脑精明，社会关系广泛，最善于也最有条件隐匿财产。比如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分藏在自己拥有的多家店面铺户或者住宅里，一个地方都存上个4999贯，完全达标。狡兔尚有三窟，何况精明的富人们。对此，消费令规定，如果一户家庭有其他的住宅、店铺，资财不得另算，必须汇为一个总数。说白了就是您老压根儿就别想把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以图蒙混过关这种美事儿，但凡属于你名下的房子、宅子、店铺里藏的现金，统统都要计算在内。
如此看来，精明的宪宗早已斟酌过每一个细节，从而把强制消费政策这一矛头最锋利的部分，对准了巨商富豪们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