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孝明天皇安政七年(1860)3月3日那天早上，天空中下起了大雪。对于位于北纬35度的江户城来说，春天下大雪是个不寻常的天气，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挡以铁腕著称、外号“赤鬼”的德川幕府家大老(掌握幕府实权的执政大臣)井伊直弼进入江户内城按照传统庆祝上巳节的道路。
上午9点，当护卫队簇拥着井伊直弼乘坐的“驾笼”来到江户内城的樱田门前时，一个人影仿佛是想要拦轿告状似地走了过来。井伊直弼的两个侍从连忙拦了上去，准备问个究竟。可就在这一刹那间，那个人影倏地拔出一柄武士刀砍在了猝不及防的侍从长的头上。与此同时，随着一声清脆的火枪声，十几个黑影同时从道路两旁向驾笼扑来。在砍倒了几名护卫之后，两个黑影冲到了驾笼前面，将井伊直弼拖了出来，一刀砍下了他的首级。
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樱田门事变，18个热血青年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幕府的老巢之中杀死了德川幕府中最有权势的重臣。这给了德川幕府以极大的打击，而给全日本的“志士”们带来了无穷的信心与勇气，鼓舞着他们走向8年后的明治元年……因此，樱田门事变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是明治维新的导火线，而在樱田门前倒下的青年志士们则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先驱。
不过，这只是传统上的说法，而更惊人的事实却隐藏在表象背后。
反对派为什么要杀井伊直弼呢?
因为井伊直弼发起了“安政大狱”，镇压迫害政敌100多人，其中吉田松荫等8人被处死刑，从而成为反对派痛恨的对象。
那么井伊直弼为什么要发起“安政大狱”呢?
因为孝明天皇向反对派们发下了反对幕府当局的“戊午密敕”，而这件事却被井伊直弼所发现，因此决定要大规模清算政敌，维护幕府权威。
那么孝明天皇为什么要发“戊午密敕”呢?
是因为天皇和反对派们不满井伊直弼为首的幕府当局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等多个对外开放的条约。这些条约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向西方列强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结束了日本长达200余年的锁国体制。而天皇和反对派们的要求则是要“攘夷”，保持锁国体制，将外国人统统“攘”出日本去。因此，天皇降下密敕，一是反对对外签约，二是要求改革幕府，加强天皇朝廷的权力。
历史真相是多么惊人啊!事实上，主张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是井伊直弼和幕府，反对维新、要求继续闭关锁国的反倒是那些反对派的“志士”们!在樱田门前确实倒下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先驱，但这个先驱不是那些“志士”们，而恰恰相反，正是井伊直弼!
原来在倒幕运动前期，倒幕派反对幕府统治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倒幕派也被称为尊攘派。所谓“尊王”，就是要削夺幕府的权力，一开始还只是要求分享部分权力，即“公武合体”，公是指天皇朝廷，俗称公家，武是指德川幕府的武士政权，俗称武家。
“公武合体”是指从前没有权力的公家要与武家共享权力，后来则演变成要推翻整个幕府政权。而这样做的理由就是要“攘夷”，即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认为这一政策是幕府无能卖国的表现。
对倒幕派来说，“尊王”是目的，而“攘夷”则是理由——正是因为幕府“攘夷”无能，所以才要“尊王”倒幕。在倒幕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个年代，无数倒幕派浪人摇身一变成为“尊攘志士”，整天挎着武士刀在大街小巷游荡，看到有宣扬开国的“卖国贼”就大喊一声“天诛”，一刀砍将过去。刺杀井伊直弼的就是这样的一群“志士”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倒幕派逐渐意识到了“攘夷”思想的落后与不现实。特别是1863年的萨英战争和1864年的马关战争之后，倒幕派最强大的两个支柱萨摩藩和长州藩先后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渐渐由“攘夷”转向“开国”。
虽然这意味着当初幕府的政策实际上是正确的，而整个倒幕运动也将因此而变得师出无名，但倒幕派却绝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继续高喊着打倒无能卖国的幕府当局的口号，一步步把幕府逼上了死路，只是同时暗暗降低了“攘夷”的调门而已。而到了幕府政权垮台，明治政府建立之后，新政府突然风头一转，搞起了开国维新，再也不提什么“攘夷”了。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禁要长叹：幕府真冤啊!明明是正确的“开国”政策，却硬被倒幕派说成是卖国，可倒幕派上台之后，竟自己也跑去“卖国”了。而已经倒台的幕府，却没有任何办法为自己正名，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慢慢被说成了是反动的封建势力的代表。
但是，这也只是历史的表象，更深一层的问题仍然隐藏在这后面。
同样是开国，为什么幕府开国就被人推翻，而明治开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同样是日本老百姓，为什么头一天还大喊着“攘夷”要打倒幕府卖国贼，第二天就跟着明治天皇去学习西方“文明开化”了呢?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幕府与倒幕派之争，其实并不是什么改革派与守旧派之争，而是两股势力之间的权力之争。双方最终都是要维新的，只不过是要明治维新还是要幕府维新而已。而幕府之所以失败，也不是因为井伊直弼的开国政策有什么不对，而是幕府的其他一系列失误使之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而最终输掉了这场权力之争。
幕府统治合法性的丧失首先在于其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日本的积贫积弱，以至于在西方列强的“黑船”面前完全无力抵抗，颜面尽失。这自然会大大挫伤民众对统治者的信任感。此后，幕府选择了不与西方列强死战到底，而是签约开国的做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固然不失为一种现实、明智的选择，但在当时而言，这却很难为长期被封建教育禁锢头脑的大众所一下子接受。在这种时候，以井伊直弼为首的幕府政权采取的一味强硬的手段(如不等天皇朝廷的意见，独自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以及对反对派发起安政大狱等)，不但无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争取人民的理解，反而激化了矛盾、授人以柄、把自己放在了千夫所指的位置上。
此外，加上数百年来德川幕府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上至天皇大名，下至黎民百姓，对幕府的统治早有怨言，此时又加上了西方侵略者的压迫，人民自然更是雪上加霜，只要倒幕派稍一挑动，很容易新仇旧恨一涌而出，把账一股脑地都算到幕府的头上去。
因此，归根结底幕府的最终灭亡还是要怨幕府自己(虽然不应当怨开国政策本身)，是幕府长期的黑暗封建统治毁掉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事实上，一旦矛盾的加剧和合法性的缺失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可能除了发生奇迹之外，任何改革或是不改革的政策都挽救不了幕府了。井伊直弼的悲剧就在于当他执掌幕府大权的时候，虽然幕府表面上貌似还很强大，但这个临界点很可能已经被越过或者至少是很接近了，而他不明智的政策举措进一步确保幕府越过了这一临界点。一旦临界点被越过，幕府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改革会遭到尊攘派的攻击，而不改革，由于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最终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日本最终选择了明治维新而不是幕府维新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政府改革能不能成功，很多时候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还拥有统治的合法性，是否还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中国清末的情况其实也很相似。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方向也是要改革、要立宪，但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了。中国的革命者们很明智地把握到了这一微妙的情况。因此同盟会的纲领首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矛头直指满清异族统治的非法性，然后才说“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仅仅是捎带着介绍一下自己的政纲。
而章太炎说得就更老实了：“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也就是说，革命与否，不是为了要不要变法，也不是为了要不要救民，而就是要干掉你。干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异族，你没合法性!这个逻辑，按今天的理性思维来看，其实是说不通的。民主共和的基础就是人人平等，为什么一个满族人就不能当中国的领袖?然而，当时革命党的这一套还真就行通了。为什么?是因为满清像幕府一样，错过了改革的最后机会(从同治中兴到八国联军侵华约 40年时间)，越过了矛盾加剧和丧失合法性的临界点，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再怎么改革也没用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的悲剧告诉人们，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不是什么时候改革都有可能成功的!一旦社会矛盾与合法性危机的积累越过临界点，不管这时候政府还貌似多么强大，实际上都是气数已尽了。因此，我们“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